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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市场大门全面开启之时，中国只能以负债率过半的国企以及尚处新生期的民企抗衡汹涌而至的世界500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是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一是因为外资大量涌入，侵占中国市场、压缩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此外，税负不平等使得外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税负仅为国企的一半。还有就是当时的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招商引资，尤其是引进外资。
2002年11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管局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第42号令《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使得引进外资除了具有“引进资金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被赋予了“优化结构、推进国企产权改革”的意义。从此跨国公司的并购名单不再局限于“抵抗力”较弱的民企，更直接剑指排名行业前列的国有企业。
自文件生效起的4年多时间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排头兵纷纷被地方政府挂牌放在了跨国公司的“菜单”里。2005年至2006年间，多次登上报头的“外资斩首”一词，把舆论引向了跨国公司争相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排头兵企业的一桩桩案例上。
以轴承行业为例。中国轴协统计数据显示，至2005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已建立24家合资、独资轴承成品生产企业，总投资约4亿多美元。而彼时的中国三大轴承生产厂洛阳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以及瓦房店轴承厂都面临着经营困境，它们的股权归属问题成了最新的“斩首”话题。当时三家产量和销售收入占国内轴承行业的15％以上，并掌握国内轴承的前沿技术，国防军工、航空航天、铁路车辆、重大机械装备等行业的轴承几乎都由这三家提供。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6年3月造访了洛阳轴承厂。接待他的一位当地市领导兴奋的表示轴承厂正在待价而沽。“他告诉我，因为改制，他们的厂要卖了，向世界四大轴承企业(分别来自德国、美国、瑞典和日本)招标。”高梁听后不禁回问道：“厂子要承担大量的军工任务，要是卖给了外国人，将来怎么承担国防任务？”
“他们给我的回答是‘把工厂分开，涉及军工的部分封闭’。”说到这里高梁不禁摇了摇头，“我的问题马上又跟进了，‘研发队伍怎么分开？我敢肯定，被别人买了之后，军工部分必定是要拿走的’。”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就在高梁结束调研的两个月后，2006年5月，德国舍弗勒集团与洛阳市国资委签订框架协议：舍弗勒以11亿元人民币收购洛轴除军工等三分厂外的所有资产，包括品牌、房产、设备、土地资产及部分债务，并承诺5年内再投10亿元建设新厂和添置设备，雇用员工6000—7000人。
“轴承协会强烈反对三大轴承厂引进外资，并且上书中央，称不能如此改制，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只看企业效益问题。”高梁告诉记者，“神六”的核心轴承就出自洛轴。
最终这起并购被成功“拦截”，但也只能算是亡羊补牢。在此之前，舍弗勒于2001年与原铁道部定点厂——宁夏西北富安捷铁路轴承厂合资，前者绝对控股。但德方控制经营权后企业连年巨亏，中方将所持股权全部出让，使其成为德国独资。“我们总说要以‘市场换技术’，但实际上情况是，舍弗勒拿走了富安捷的一切，而真正得到市场的还是舍弗勒。”高梁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
高梁曾在文章《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中疾呼“我辈危矣”，并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产业安全的威胁总结成“三宗罪”：国有资产流失、国民财富外流；外资主导或垄断市场，压抑本国企业；抑制自主创新能力和民族品牌的成长。
2006年9月8日，为了缓解“斩首”风潮，国家出台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但这项规定相对于地方卖企业的冲动只能算扬汤止沸。2006年12月，即规定实施的第四个月，商务部批复同意漯河市国资委以及漯河海宇投资持有的双汇集团股权100％转让给由高盛控股的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2007年2月，北京大宝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全部股权(北京三露厂国有股83.42％，职工持股权16.58％)，一个月后即与美国强生签订了转让全部股权的合同。
高梁认为：“从2006年以后，我国对外资并购骨干型、带有战略意义企业的问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是外资又开始搞迂回战术了，就是先占边角，攻击轻工业。”
2006—2007年外资并购高潮之后，国人对于中国的多个工业面临的“他家天下”的危险逐渐变得警惕而敏感，尤其是凯雷对徐工的并购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见《商务周刊》2006年9月20日第18期封面故事《“徐工案”里的魔鬼细节》)。当这起外资对中国工程机械排头兵的并购在2008年因为舆论的强烈反对无疾而终后，这股浪潮才逐渐平息下来。矫枉过正的是，一些并不涉及产业安全的正常商业交易也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旗号，比如著名的“达娃之争”和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