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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退而不休”来形容施鹏飞并不为过。尽管退休已近十年，他仍频繁出现在风电大会、展览上，或做主旨报告、主持专题讨论，或回答有关中国风电政策和市场的问题。
现任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的施鹏飞，少时的理想是滑翔和飞行，这或许跟他的名字有点关系。“鹏”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鸟，以搏击长空著名。
然而，即使风是影响飞行的一大因素，他与风电结缘，却是因为一个偶然机遇。
施鹏飞1940年出生于昆明，当时他的父亲在西南联大担任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家人随学校回迁北京，施鹏飞一直是清华附小和附中品学兼优的学生，物理和化学尤其出色，后被保送进入北京四中。
施鹏飞的高考志愿全是航空专业，但政审时他被发现家庭有台湾关系，而航空与国防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最终被北京机械学院录取，改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的青海省工作。
1980年，当他还在西宁高原机电研究所技术工作期间，单位接到派人到荷兰学习风能技术的名额，最先选中的技术员因为只懂俄语被退了回来。于是，机会意外地落到了英语很好的施鹏飞头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学校教授的外语是俄语，北京四中却开了两个英语班，施鹏飞就在其中。
在西安外语学院接受数月语言强化培训后，施鹏飞到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及荷兰能源研究中心（ＥＣＮ），开始接触风电技术，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领域。
“原先我搞的机器是在室内恒温条件下工作，风电机却在野外多变的环境里运转。”他说。
施鹏飞接着邀请赴英国里丁大学进修半年，学习风力、柴油发电系统计算机模拟。回国后，他被借调到新成立的中国风能技术开发中心工作。1986年，他负责一个中国－比利时政府间合作项目，在福建平潭建设风电场，这是中国最早的风电场之一。海外学习和早期开发的经历，使他很快成为一名权威专家，其细致工作和坦率表白的作风，又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敬重。
虽然施鹏飞从小在北京长大，但由于当时户口控制严格，全家无法调入北京，只好落户山东烟台。施鹏飞挂职在烟台农村能源办公室，工作却在北京，直到1996年才得到解决，那年他已55岁，刚好是入户北京的上限年龄。
此后，施鹏飞在电力部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任beplay规则处处长，并升任副总工程师，该单位负责中国风电发展的前期工作。
1998年，施鹏飞感到地方提供的数据既不准确也不全面，便开始独立统计全国风电的装机情况。为此，他直接联系开发商和制造商，数次实地调查以确保数据准确无误。多年来，这是关于中国风电装机状况的唯一权威可靠的统计数据。2007年有一名助手开始协助他做这项工作，因为中国风电的发展实在太快，一个人的精力已难以胜任。
回想此事，施鹏飞说当初决定做统计有两个目的，另一个是为了分析研究。他每年跑很多地方，几乎所有中国重要的风电场和风机制造厂都曾留下他的足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风电业的真实状况。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步不久的中国风电业发展缓慢，2000年100万千瓦的装机目标结果没有实现。施鹏飞指出问题的症结是成本太高，而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国内制造业和开发大规模风电场。中国政府自2003年起对大型风电场实行特许权招标。同时，国内风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头。
作为老资格的风电顾问，施鹏飞在中国第一个《可再生能源法》的立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目前，施鹏飞正在考虑《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问题，他认为应该给电网企业更多的激励。
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新兴代表，眼下的风电技术虽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前景无疑是光明的。制定中的国家beplay规则 振兴规划，正考虑到2020年大幅提高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beplay规则 的装机容量，beplay规则 装机占总装机的比例，将从目前的大约1％提高到17％。
施鹏飞担心许多国内制造商缺乏独立研发能力，他认为中国近期还不宜安装这么多风机。他说：“装很多机器，不发电或效率很低，没有用。发展不应该只看装机容量，应该看实际发电量。”
海外学习归来后，施鹏飞翻译出版了一本法国作者写的书《风力机的理论与设计》，后来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风电发展状况、策略和问题的论文，并与人合作编撰了《风力发电》一书。
退休后的施鹏飞，生活一点儿也不比从前空闲，出差仍是家常便饭。年近70的他仍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花近两小时，骑行28公里。这是他上中学时养成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