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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还发现，一些企业有些生产设施不符合产业政策，但是被检查时仍然在照常生产。该停产的企业没有停产，该整改的企业也没有整改到位。
督查组在河北省唐山市现场查看的46家工业企业中，有34家存在各类环境
问题。在唐山地区，作为能耗污染大户的钢铁企业整改情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环境保护部赴唐山督查组一位负责人介绍，河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多台烧结机未按期完成脱硫设施建设，经多次督查，仍不执行停产决定;其他整改措施进展也很缓慢。
唐山安泰钢铁有限公司在烧结机脱硫设施未建成的情况下仍在进行生产，球团竖炉烟尘排放严重，高炉炉顶、上料系统、炼钢车间等无组织排放严重;厂区周边大面积农田被厚厚的灰尘覆盖。
此外，唐山市丰南区经安钢铁有限公司、唐山东华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唐山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存在烧结机生产时脱硫设施不运行等环境违法问题。
“一来就停，一走就干”，这是不少重污染企业面对督查组进行督查时的态度。记者了解到，去年11月曾因为超标排放被勒令停业整改的霸州市鑫鑫制品有限公司，在督查组回访时仍在进行生产。
对此，霸州市人民政府则表示，2013年之前，这家企业曾因市场问题停产两年，后恢复生产，但经过多次整改排污一直不达标。由于企业产能落后，已经被列入淘汰产业计划。
而在山东省德州市，一些土小企业仍在肆无忌惮地生产排污。在平原县王杲铺镇道口村，100多座土法烧炭窑布满了100余亩的场地，不断排出大量烟尘，无任何处理设施直接排放。
同样的土法烧炭在平原县王打卦乡赵庄也正在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约有数十座土炭窑正在生产，冒出了滚滚浓烟。
属于应淘汰项目的粘土砖企业在德
州市也仍然存在。在平原县坊子乡、临邑县临盘镇的两家生产粘土砖的砖瓦厂，虽然在检查时未进行生产，但场地堆存了大量粘土原料和成品粘土砖;砖瓦窑无废气治理设施，原料堆场、煤场无防尘措施。
在禹城市禹城镇张汉桥附近，督查组发现有小型石灰窑在生产，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产生大量浓烟;临邑县营子乡、恒源街道、临盘镇均有类似石灰窑，虽然未生产，但现场调查亦未见废气治理设施;同样，在禹城市辖区内，有20多家石灰窑企业，设施简易，无任何污染治理设施，原料和炉渣直接堆放于厂区内，也无任何抑尘措施。
污染企业该停的不停、该治理的不治理、该关闭的不关闭，症结在哪里?又是谁给这些企业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对于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正如一位业内专家所言，“产业结构调整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根本所在，但是目前的利益格局根本无法撼动这些高污染企业。”
这位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割裂开来，以GDP挂帅、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究其原因就在一个“利”字。
“GDP驱动是地方政府放弃监管职能甚至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而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GDP远远要比环境和公众的需求大得多。”这位专家如此剖析。
这些被督查组发现的污染企业也仅仅是冰山一角。与仍然肆无忌惮地进行生产和排放污染物的众多“土小”企业一样，在不少地方，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作“财神”的大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
如北京市房山区太行前景水泥有限公司(金隅集团下属公司)除尘设施不运行，在熟料转运过程，大量粉尘无组织排放，场地积灰严重;牛栏山酒业公司的3台锅炉烟气均未实质脱硫，存在数据造假现象。
问题三：
企业阻挠或抗拒执法，基层环境执法障碍多
督查组在河南省郑州市暗查期间，遇到了几家企业拒绝环保检查、阻挠正常执法现象。
当督查组到达新郑市福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检查时，门卫以工厂停产为由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经过执法人员耐心解释，打电话联系沟通，冒雪在门口等待了半个多小时，仍未见到企业相关负责人。
在新郑市恒益瓷业检查时，检查组人员出示执法证、说明来意后，厂里负责人直截了当拒绝了环保检查，态度强硬地要求督查组离开厂区。
在登封市铝庄碳素厂，执法人员在拍照取证时，被厂区工作人员阻拦，发生
肢体接触。
这些年，随着环保工作的发展，企业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在河南省郑州市出现的这几起阻挠或抗拒环境执法的事件，却值得人们深思。
对这一现象的产生，一位业内专家指出，正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客观上造成了“企业无赖，环保无奈”的现象。
而企业“无赖”的极端方式就是阻挠环境执法，甚至暴力抗法。在郑州市出现的抗拒环境执法事件中，两名保安作为第一道关卡，把执法人员挡在门外。一方面，即使遭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无非是开除这两名自称对情况不熟悉、来厂不久的保安，给有关负责人处分了事;另一方面，保安的阻拦也为企业掩盖其违法行为争取了时间。
记者在采访中，一位基层执法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很多环境违法行为是瞬时的，如企业为节省成本违法关闭环保设施，造成污染物超标排放，保安阻挠执法的时间足以让企业及时掩盖其违法行为。
执法难，让基层环境监察人员可谓是有苦说不出，而这与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软肋”是分不开的。一是行政处罚额度低、抓手少，影响了执法力度。正如一位基层执法人员所言，有的大型造纸企业治污设施每日运行费用在10万元左右，而法律规定的处罚额度仅10万元，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正常运转治理设施。
二是法律规定不具体、操作性差、难落实也是环境执法在具体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对于关停措施，缺乏断水断电、吊销执照、拆除销毁设备、取消贷款等法律规定。而限期治理、停产治理决定权在当地人民政府。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政府部门不愿意下达停产治理决定，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只发空头文件，不抓落实，应付检查。
三是强制手段少，难以落实到位。对于拒不履行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环保部门缺乏查封、冻结、扣押、强制划拨等行政强制手段，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容易造成执行难。
一位基层执法人员曾告诉记者，由于缺乏强制手段，环境执法人员对一些企业进行检查时，只能眼睁睁地站在门口，有时甚至要遇到恶狗相送的尴尬。
这位执法人员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接到居民关于工地扬尘的投诉后，环境执法人员来到施工工地进行执法检查。谁料工地负责人却召集工人带着铁锹等工具将执法人员赶走。
应该说，环境监察执法难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大气污染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此，有专家指出，一方面，我们既要立即行动，有所作为，打好攻坚战，逐步改善空气质量，让人民群众看到政府的决心和环境改善的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从长计议，清醒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