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移民时代来了，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场剧变

编者按：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也被迫离开家园。这篇文章来自编译，作者在文中介绍了因气候危机而不得不离开家园的气候移民群体，同时倡议通过全球努力一起来保护与帮助这群气候难民。

一场剧变即将到来。气候变化导致人口流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往城市迁移。在过去十年里，全球范围内迁移人数翻了一番，流离失所者数量急剧增加，出台相关应对措施刻不容缓。要想在这场气候崩溃（climate breakdown）的惨剧中幸存，就需要有计划、有意识地实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迁移。

与 30 年前相比，如今全球气温超过 50 摄氏度的天数已经翻了一番，这种高温天气会对人类造成致命打击，给建筑物、道路和发电站也带来巨大问题，致使那些遭受高温侵袭的地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这场一触即发的地球剧变亟需全人类的积极响应。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服务于全人类的、更具有弹性的全球社会，帮助人们摆脱危险和贫困、走向安全和舒适。

大量人口将需要迁移，这不仅仅是迁移到最近一个城市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还涉及到跨越大陆的迁移。对于居住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尤其是北半球纬度更高的国家）的人来说，他们既需要适应气候危机带来的变化，同时还需要接纳数百万受气候影响而被迫迁移的人们。我们需要在那些冰雪迅速融化且温度较低的两极附近建立新城市。例如，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已经连续数月录得了 30 摄氏度的温度。

北极地区也没有逃脱大火的吞噬，西伯利亚、格陵兰岛和阿拉斯加州等地都出现了超级大火。即使是在气温低于零下 50 摄氏度的一月份，西伯利亚冻土层都能发生火灾。这些“僵尸火”终年阴燃在北极圈以内和周围的地下泥炭层中，最后爆发成大火，横扫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州和加拿大三地的北方针叶林地带。

2019 年，大火摧毁了 400 多万公顷的西伯利亚针叶林，火势持续了三个多月，产生的烟尘和灰烬甚至可以覆盖欧盟所有成员国。有关模型预测，到 2100 年，北方针叶林和北极苔原地带的火灾次数将增加四倍。

无论你现在身处何处，气候迁移都将会对你和你下一代的生活产生影响。对于全国三分之一人口都居住在不断下沉的低洼海岸地区的孟加拉国来说，可以预见的是，那里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预计到 2050 年，1300 多万孟加拉人，即孟加拉国总人口的近 10%，都将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富裕国家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与世界人口变化挑战。未来数十年，全球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并在本世纪 60 年代达到峰值，届时，全球人口将接近 100 亿。其中，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地区都在受气候灾难影响最严重的热带地区，那里的人只能向北方逃离。

而北方国家则面临着相反的问题，即社会老龄化引发的人口危机——老龄人口多，而劳动力人口短缺。北美洲和欧洲现有三亿人超过了正常退休年龄（65 岁及以上），预计到 2050 年，该地区的供养比率将达到每 100 个劳动力人口（20 至 64 岁）要供养 43 名老年人。无论是像慕尼黑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是像美国纽约州布法罗这种人烟稀少的城市，都将开始争相吸引移民。

即将到来的移民潮中会包括多个群体：想要逃离致命热浪和农作物歉收的极端贫困群体、受过教育的人、中等收入群体、由于不可能申请银行贷款或财产保险而无法住在原本计划居住地区的人，以及因工作需要而搬迁的人。在美国，气候危机已经使数百万人背井离乡：2018 年，120 万人因极端条件、火灾、风暴和洪水而流离失所；到 2020 年，因气候危机导致的年死亡人数已增至 170 万人。美国现在平均每 18 天就发生一起损失近十亿美元的气候灾难。

美国西部一半以上的地区正面临极端干旱天气，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盆地（Klamath Basin）的农民甚至打算非法使用武力打开大坝闸门来满足灌溉之需。而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无论是西部加州“死亡谷”，还是中东部肯塔基州，数千人都因致命洪水而被围困。

据科学家和记者联合建立的非营利组织“气候中心”（Climate Central），到 2050 年，美国平均每年将有 50 万栋房屋遭受至少一次洪水袭击。由于海岸侵蚀和海平面上升，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让·查尔斯岛（Isle de Jean Charles）已经获得了 4800 万美元联邦拨款，计划用于整个社区的撤离和重新安置；英国威尔士费尔伯恩（Fairbourne）的村民们被告知，由于整个村庄不断被海水侵蚀，预计 2045 年整个村庄可能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家园。另外，沿海较大城市也面临着风险。预计到 2050 年，威尔士首都加的夫（Cardiff）将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淹没。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U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一份报告预测，在未来 30 年内，全球将出现近 15 亿的环境移民，而根据最新的预测数据，2050 年全球将出现 12 亿环境移民，2060 年将出现 14 亿环境移民。2050 年后，随着全球进一步升温，以及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达到预期峰值，届时，环境移民数量预计会出现飙升。

我们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将需要找到全新的方法，既能满足饮食、燃料需求并维持生活方式，又能降低大气中的碳含量。随着城市数量减少，我们还将需要置身于人口越来越密集的居住环境，同时还要减少由于人口密集而带来的风险，包括用电短缺、卫生状况、过热、污染和传染病等问题。

另一个挑战是克服对某片故土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我们需要融入多样性的全球社会，生活在新建的极地城市。我们需要做好随时再次迁移的准备。气温每升高一度，就会有大约 10 亿人被迫离开那些人类已经生活了数千年的地方。面对即将降临的剧变，时间似乎并没有站在我们人类这一方。

迁移并非问题本身，而是解决方案。

我们如何应对这场全球危机以及如何在迁移过程中人道地对待彼此，将决定我们是能够顺利通过这场危机考验还是在危机中产生暴力冲突和不必要的伤亡。如果应对得当，这场剧变可能会孕育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人类联邦。迁移正是让我们摆脱这场危机的关键途径。

无论是为了躲避灾难、寻求安全而迁移，还是为了寻找新的机遇而迁移，都离不开合作。只有通过广泛合作，我们才能够成功迁移。要知道，正是我们过去的迁移才造就了今天的全球社会。迁移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的国家身份和国家边界实则是反常现象。

阻止外国人员入境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并不是早已有之。过去，各国更关心的是如何吸引人们留下，而不是阻止人们到来，因为各国都需要劳动力和税收。

有些人可能认为，需要通过国旗、国歌和保卫领土的军队才能培养出国民的国家意识。但事实上，成功的官僚体制才是关键。只有政府对人民生活进行更大程度的干预，并建立一个广泛、系统的官僚体制，才能使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正常运转，从而使公民产生国家认同感。

例如，普鲁士王国在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最初只发放给本国人，但后来从外国移民到普鲁士的失业工人也能获得救济金，这意味着原有官僚体制需要加入新的内容，从而确定谁是普鲁士人、谁有权享受福利。这就促成了公民身份证件和边境管制的出现。随着政府施加更大的控制，这些移民通过缴纳税费也获得了更多利益及权利（如投票权），促使他们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自然而然地，他们认为普鲁士王国就是自己的国家。

民族国家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社会结构，它是基于“世界是由居住在地球各地的不同种族群体组成、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效忠于自己的群体”这一前提而形成。但现实要复杂得多。大多数人都会讲多个群体的语言，种族和文化多元化也是常态。虽然许多政府认为个人的身份和福祉离不开民族群体的身份和福利，但这种想法十分牵强。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曾将民族国家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民族国家模式经常都行不通，这并不是什么奇怪事。自 1960 年以来，全球已经发生了大约 200 场内战。不过，仍有不少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民族国家总体运作良好，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坦桑尼亚，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由全球移民共同创造的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民族国家都是由各种群体混合而成的。民族国家的坎坷或失败并不是由多样性造成的，而在于官方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国家应该公平对待每一个个体，即便这些个体可能归属于其他群体。如果政府与某个特定群体有特定关联，那这个政府的政权则不牢靠，它易于轻视其他群体，进而滋生不满情绪，导致群体之间的对立，致使人们转而依赖基于血缘关系的联盟。

一个官方包容性得到人民认同的民主国家通常会更加稳定，但它也需要一个复杂的官僚体制来支撑。许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展开了探索和实践，例如，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其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各自事务拥有发言权和代理权（加拿大或瑞士各州就保持着这样的做法）。

通过将多个群体、语言和文化视为同等合法，像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甚至能够容纳至少 100 个不同民族及多样化的语言。在有意识地追求多民族融合的新加坡，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婚姻是异族婚姻。但群体之间并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使得群体之间的融合更加困难，特别是当少数群体将这种等级制度强加给多数群体时。

2021 年 4 月，美国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在 Twitter 上写道：“南达科他州不会接纳拜登政府想要安置的任何非法移民。在此，我要告诉所有非法移民……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够成为美国公民，那再来联系我吧。”

南达科他州的成立其实并不光彩。1860 年到 1920 年期间，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非法移民依照《宅地法》（Homestead Act）从美洲原住民手中窃取土地而没有提供任何补偿或赔偿。诺姆州长的这种排他性态度削弱了州内所有人的共同公民意识，在身份得到承认和未得到承认的群体之间造成了分歧。

要想在所有公民群体中建立国家认同感，官僚体制的正式包容是基础，特别是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不公正问题依然盘踞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

欧洲将移民打击战的前线部署在了地中海，那里有意大利军舰负责巡逻，其任务是拦截前往欧盟的小型船只，并迫使它们转向前往北非海岸的利比亚港口。其中一艘军舰卡普雷拉号（Caprera）在拦截了共计载有 7000 多个移民的 80 多艘船只后，因“捍卫我们的安全”而受到对移民持反对态度的意大利内政部长的赞赏。2018 年，他还在 Twitter 上发布了其与军舰官兵的合照并配文道：“荣誉！”。

然而，在同一年对卡普雷拉号的检查中，警方却发现了 70 多万支违禁香烟和大批其他走私货物。这些货物都是军舰官兵从利比亚进口的，计划在意大利出售牟利。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走私企业竟然还勾结了该国其他几艘军舰。负责该调查的警督加布里埃尔·加加诺（Col Gabriele Gargano）表示，“我感觉这就像天使在作恶。”

该事件凸显了当今一部分群体对移民所持态度的极度荒谬之处。移民管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但被管制的对象应该仅仅是人，而不是物品。为实现货物、服务和资金的跨境流动，许多人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每年在全球各地流动的货物超过了 110 亿吨，这相当于每人每年 1.5 吨，而人类作为所有这些经济活动的核心，却无法自由活动。因此，人口问题严峻和劳动力紧缺的工业化国家也难以雇佣到那些急需工作的移民。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还没有负责监管世界各地人员流动的机构或组织。各国政府基本都是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成员，但该机构只是联合国联系组织，而非联合国专门机构：它不受联合国大会的直接监督，也不能制定统一政策促使各国雇佣移民作为劳动力。负责管理移民的通常是各成员国的外交部，而非劳工部，因此没有足够的信息或协调的政策来促使移民与就业市场恰当匹配。对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机制来更有效地管理全球劳动力的流动，毕竟，劳动力才是最大的经济资源。

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总是滞留在应该允许什么这个问题上，而忽略了为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各国需要从管控移民的理念转向管理移民。至少，我们需要为合法的经济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建立新的机制，并为那些逃离危险的人提供更好的庇护。

今年二月，在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后的几天内，欧盟领导人就专门为逃离冲突的难民通过了开放边境政策，赋予他们在欧盟各地生活和工作三年的权力，同时还承诺帮助他们解决住房、教育、交通和其他需求等问题。这项政策无疑挽救了无数生命，此外，取消原本漫长的庇护申请审批程序，数百万难民也能够分散到适合自己维持生活和易于得到当地社区帮助的地方。

在整个欧盟，人们通过自己所在的社区、社交媒体和收容机构而团结在一起，展开讨论并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容难民。他们为难民腾出自家房间，发起衣物和玩具募捐，建立语言学习中心，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这一系列活动的合法性都受惠于开放边境政策的出台，其大大减轻了中央政府、相关城镇和难民们的负担。

迁移需要资金、关系和勇气。无论怎样，迁移都不可能是一场轻松之旅。毕竟，迁移就意味着迫不得已离开家人，去到陌生的环境，讲其他的语言。在一些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而在另一些国家，父母不得不离开孩子外出打工，无法参与孩子的成长。在中国已经成年的年轻人群体中，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只能在每年春节期间与父母团聚一周左右。

在过去的中国，由于过时的土地法以及城市缺乏社会住房、儿童照管、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数亿人都生活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之间，无法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则主要靠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往家里汇款而维持生活，他们不能卖掉也不想失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为手中的田地是他们唯一的社会保障。留守儿童则担负起照顾家中老人的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等到再也干不动活的时候就只能返回农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

在其他地区，迁移人群为了到城市或外国工作而不得不向人口贩卖者支付巨额费用，到最后发现自己虽然签了合同，但是地位可能并没有比奴役高太多，而且还不得不干满合同规定的时间，直到赎回自己的护照并返回家乡。他们能寄给家人的工资也寥寥无几。这个群体主要是来自亚洲的建筑工人以及中东和欧洲的家政工人，他们几乎得不到保护，有的甚至最终可能被强制成为性服务者，或在食品加工厂或服装厂体验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我们一样，大多数迁移人群也希望通过迁移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有些人之所以选择迁移却是为了生存。

我之前走访过四大洲一些国家的难民营，数百万人生活在不稳定之中，有的甚至几代人都始终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纵观全球，无论是堆挤在难民营里中的是苏丹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萨尔瓦多人，还是伊拉克人，问题都一样：他们都希望有尊严地活下去。他们希望自己有能力养家糊口，拥有工作和自由活动的权利，可以安全地生活。

尽管这种愿望并非极难之事，而且也有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但目前在很多国家，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都只能继续待在糟糕的难民营中。从全球来看，封闭的国界制度和敌对的移民政策体系存在缺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全球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被迫迁移，这一规模只会有增无减。2020 年，全球各地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一亿，比 2010 年增加了两倍，其中一半是儿童。这即意味着，地球上每 78 人中就有一人被迫迁移。其中，只有极少部分因战争或灾难而被迫离开家园的难民才有登记在册且拥有合法身份证件。

除此之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预计，全球范围内有 3.5 亿非法移民，仅美国就有 2200 万人。这些非法移民包括非正式工人和沿着古老路线跨越国界的人，意识到自己不受法律认可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终日生活在社会边缘，无法获得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

如果全球 42 亿人无法摆脱贫困，以及南北半球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那迁移就不会停止。其中，生活在受气候影响地区的贫困人口还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其他影响。各国有义务向难民提供庇护，但根据 1951 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51 Refugee Convention）中对难民的法律定义，因气候危机而不得不离开家园的人并不属于难民。

不过，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2020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各国不得将气候难民遣送回国。这即意味着，一个国家如果将那些遭遇气候危机的人遣返回国，置其于危险之中，那就将被认定为违反人权义务。然而，该委员会的裁决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如今，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移的人数已超过 5000 万，它甚至超过了因政治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难民和经济移民之间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气候危机使这一区别更加复杂难辨。虽然飓风席卷整个村庄而带来的巨大破坏可能会让人们一夜之间沦为难民，但大多数时候气候崩溃对生活的影响却是渐进的，可能是一次又一次歉收，也可能是一次又一次无法忍受的高温天气，这些都成为了促使人们寻找更好落脚点的催化剂。

我们应该给予世界和人类一些时间去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迁移，这也是气候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然而，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致命，富裕国家反而却在军事化武装其边境地区，建起了所谓的“气候墙”，相关支出比在应对气候紧急状况上的支出还要多。

此外，针对寻求庇护者的离岸拘留与“处理”中心的数量也越建越多，致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也让人们看清了发达国家未能缓解气候危机对最贫穷地区影响的败绩，成为发达国家最令人厌恶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警惕“气候民族主义者”，他们正是妄图加剧全球较安全区域不平等分配问题的一个群体。

面对全球范围的危机，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气候移民协议，但与此同时，类似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区域自由流动协议也会有所帮助。例如，这类协议就曾帮助受灾的加勒比岛屿居民在更安全的地方找到避难所。

面对气候变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幸免于难的，加害于人的更多的是现有的边境政策。空前规模的人口迁移必然将在本世纪爆发，这可能是一场灾难，但如果处理得当，它也可能会成为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出路。

译者：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