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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温州八大王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温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刘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没有跑掉，这样柳市镇最有代表性的8个个体经营专业户，均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进学习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1985年3月22日，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胡金林结束了66天的牢狱之灾。温州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害怕的春天“一号文件”这次戏剧性的救了“五金大王”胡金林。 “八大王”平反，不仅仅意味着几个普通的温州商人绝境逢生。更意味着，以他们为代表的敢想敢干、不等不靠、对财富执著以求的温州商业基因，也在浩劫后得以延续，其后聚集而起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商业文明进程中活力的代表。
忧伤的年代
1982年，改革开放的第4个年头，乍暖还寒。
在当年的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随着计划经济的坚冰逐渐松动，财富意识苏醒于商业文明自古发达的温州，是一种必然。当时的温州乐清县柳市镇，是个体经济最活跃的地方，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销售的，做电器的，从上海和其他地方前来进货的人几乎都云集到这里，使得本身就不宽的街道拥挤不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清的电器业迅速发展，到1981年年底，柳市镇的大小电器企业就有300余家。而柳市镇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胡金林，在1981年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闻名的大老板了，他生产出来的产品也都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号称“五金大王”。
而这次全国性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浙江省将温州作为重点，而温州将乐清作为重点，乐清又将柳市作为重点，而处于风口浪尖的柳市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
1982年7月中旬的一天，得到消息的胡金林在警察抓捕之前，带上事先准备好的500公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相关证件，跟妻子都没打招呼，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柳市镇。两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的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他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躲就是两年多。
1985年1月15日，当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潜回家中，当夜就被警方控制。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
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7个柳市工商户，分别是“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此7人加上胡金林，合称温州“八大王”，而除了胡金林和刘大源外，“八大王”中另外6人都没有跑掉，这样柳市镇最有代表性的8个个体经营专业户，均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进学习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温州“八大王事件”，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温州人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八大王”的悲剧在自己身上上演。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一直犹如一块乌云笼罩在温州甚至浙江上空，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到-1.7%，其后3年一直徘徊不前。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结案8.6万件，追缴货款3.2亿元。
而现在看来，这8人当时的生意规模都不大，其中最大的也就是胡金林，年营业额也就在百万元左右。其余几个人也就是在众多万元户当中具有代表性，“八大王”也就是8个冒尖户，但这几个人都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并成为全国的打击对象。
“温州‘八大王’当时所面临的遭遇很契合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在商业局势并不明朗的当时，一群迫于生计的温州人，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他们在努力地并艰难地寻找商业火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其新书《温州样本》里这样描述。
[$page] 他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作为一个温州发展历史中重要的典型事件，“八大王事件”反映了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同时，也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也反映了温州商人当时从商环境的恶劣。而在变革的中国商业历史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常年处于市场经济的实验室中，而每场风雨的开始和末端都有可能席卷这里。
“倒爷”翻身
胡金林被关押后，一直关在重刑犯单间里，此时他已经彻底绝望，并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但命运却因1984年春天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得到转变。
“八大王”锒铛入狱，也就是因为1982年国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时发的一号文件，而文件标题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当时被浙江省派往温州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是时任温州市市委书记袁芳烈，袁芳烈面对整顿私营经济给整个温州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得不反思。有着政治智慧的袁芳烈，终于在1984年抓住中央一号文件的机会，为“八大王”翻案。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袁芳烈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通过法律途径，郑重宣布对在押人员无罪释放，最后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就这样，被关押了66天的胡金林在1985年3月22日这一天走出了牢房。
而比他关押更长的“电器大王”郑元忠，在关押了186天后才得到了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
“八大王”平反后，收缴的财物从国库中拨出，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
后有媒体报道，当过了十几年后，从浙江高院院长位上离任的袁芳烈还专门回到温州，特意安排了3个小时与昔日的温州“八大王”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