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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2013年，煤炭产能过剩形势更加严峻，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皆有意出手救市;电力改革重启呼声颇高，却看不到明朗的政策预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管部门应在能源管理职能上向社会性监管转变，其他部分可留予市场自行调节。
“能源管理权力下放是政府职能改革突破口，但以能源项目规模大小为标准不全面，重要的是从环境影响、能源利用效率、安全生产等角度制定过程管理新标准。”冯飞说。
煤炭过剩：市场矫正效果好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能源领域的供求关系?比如近期的煤炭市场。
冯飞：回溯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能源处于阶段性过剩局面。后来到2002年以后，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能源供应出现了全面紧张态势。但从去年开始，随着经济增速下滑，能源供求崩紧的局面又开始逐渐缓解。
我国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集中在煤电领域。目前看，煤炭呈现产能过剩态势，但总体并不严重。近两年，由于煤价倒挂造成火电利润减少，火电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几大电力公司火电投资的积极性不高。但由于电力需求增速也在下降，所以电力的供求矛盾现在并不特别突出，基本在合理范围内。
记者：这是一种阶段性过剩吗?
冯飞：是。从长远看，未来中国能源需求还要增长。增速虽然下滑，但是仍然较快。在当前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保持4%-5%的增长常态，净增量仍然巨大。
记者：针对当前过剩，有观点提出限制进口煤流入，这种措施能起效吗?
冯飞：从长远来讲，中国整个煤炭供应的大格局，国外资源应占到一定比例。与煤炭年消费量相比，目前的煤炭进口规模非常小，未来提升至10%-20%的水平，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格局状态。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
冯飞：我认为，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外的能源资源，尤其是这种与能源安全关联性不大的种类。虽说中国的煤炭资源总量和储量都不小，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很低，能够用到国际上的资源就要尽量用到。
另一方面，国外煤矿的生产效率较高，价格也较低。进口煤在补充国内供应的同时，可以提升国内煤炭工业效率，逼迫国内企业进一步降低成本、创新技术。短期内，企业可能会在经营上面临一些压力，但长期来讲，是好事不是坏事，应进一步提高进口比例。
记者：那您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在哪些方面“伸出援手”?
冯飞：目前是煤炭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拐点。在供求关系紧绷时，产业调整很难，因为需求不断上涨，企业投资冲动强烈。眼下这个阶段性过剩局面，恰恰有利于行业整合。
若想对当前局面有所突破，第一，主导跨省区的煤炭企业重组。当前的煤炭行业整合，基本基于一个地域范围、一个省区市甚至更小的区域，很难做到全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也很难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效率非常高、安全有保障的跨区域型大集团。如能推动一些有影响力的重组，将产生以点带面的全线突破。其次，政府应通过安全生产监管、推进和谐煤矿建设等手段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记者：总而言之，煤炭产业的发展还得依靠市场的力量?
冯飞：对，煤炭的阶段性过剩通过市场的力量进行矫正，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当前煤价下降未必是坏事。从中国的能源价格来看，工业电价远高于美国，只是居民电价相对较低。而近些年，美国的制造业之所以复苏，正得益于其能源价格洼地。
前些年煤价高企造就了很多煤老板，也产生了很多社会性问题。未来很难重现过去那种能源资源溢价局面，但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判断，能源价格可能还会上涨。
能源管理：从社会性监管突破
记者：近期能源项目审批大放权，有人担忧会造成地方盲目投资加剧，加重产能过剩。对此您怎么看?
冯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力，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职能改革的突破口之一。过去由于对企业经营的直接干预太多，不限于能源领域，使得企业投资决策不完整，投资效率低下，市场机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电力、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的政府定价机制也很难拉动市场，难以对企业形成激励。
能源领域的简政放权是正确的。但权力下放以后，还需要一些配套管理政策和手段。要及时进行准确充分的信息披露，例如全国能源供求关系、煤炭等细分行业的供求形势、各个企业和地方的能源供应形势、投资动向等等。这些数据有利于引导能源企业的投资和地方政府的能源规划。否则，基于不准确甚至不充分的信息的决策，也将是盲目的决策。
记者：此次审批放权多是“唯规模论”：规模小的地方批，规模大的中央批，您怎么看待这种标准?
冯飞：能源领域简政放权的关键不是项目规模。其实，审批管理在美国等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审批标准有所不同。过去我们“以批代管”，现在要从前置性审批转变为过程监管，应以社会性监管为主要内容。比如项目的环境影响、能源利用效率、安全问题等。以煤企为例，资源回采率、百万吨死亡率、资源利用率都可用以监管。
所以，现在的权力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