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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斯认为，“后工业时代”重振制造业并不容易。“
作为专注于创新型新商业模式的国际专家，麦琪·戈尔斯认为，法国经济下滑对该国创新能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严格的劳动法使得公司很难随意调整劳动力格局，而高额的社会福利政策也让很多创业公司在雇工方面畏首畏尾。最终，既不会有利于就业者，对整个经济的复苏也起不到作用。
著名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是依据不同的中轴建立起来的。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意图是同自然界竞争，土地是资源，地主和军人拥有统治权。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机器是资源，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人物。而后工业社会以理论知识为中轴，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科技精英成为社会的统治人物。科技专家之所以拥有权力，全凭他们受的专业教育与技术专长。
麦琪·戈尔斯（Maggie Gorse）便是一位专注于创新型新商业模式的国际专家，她的研究和咨询项目专注于“后工业化时代”经济转型的难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戈尔斯通过对法国经济当前的困境和负债型经济体如何走上复苏道路的分析，阐述了“后工业时代”经济转型仍依赖科技创新的观点。
商业模式创造价值
在金融界打拼了三十多年，戈尔斯说，“如今还记忆犹新，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是在纽约，为美国的国际大投行做国际辛迪加贷款的工作。那时，伦敦正在筹建国际金融中心，石油美元左右着世界经济，欧洲美元市场在石油美元的回流初期快速成长起来。当时的石油美元主要是流向欧洲货币市场、纽约金融市场、各国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等，其流入地区主要是西欧、英、美等。正是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也正是那时我逐渐意识到，世界金融市场的紧密性是会迅速传染的。”
多年来，戈尔斯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公司战略规划、战略定价和财务规划等方面。在银行业打拼一段时间后，戈尔斯迁至IBM[微博]在巴黎的欧洲总部，在那里，她身兼数职，并担任超过15年之久的财务主管。戈尔斯表示，“正是这些亲力亲为的工作经历让我逐渐发现，全球公司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公司要想把握未来的成功密码，就必须在服务、知识产权和风险管理方面做好准备。”
“离开IBM后，我就开办了自己的公司——高斯咨询公司，这是一家国际咨询和行政高管培训公司。”作为该公司的总经理，戈尔斯的研究与咨询项目集中在以下两个业务专长领域：为持股者创造价值，以及管理可持续金融价值，建立新型商业模式， 经济转型与后工业经济。戈尔斯为国际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咨询及定制的培训项目。她专长金融方面，与许多金融机构和公司共事，研究评估经济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并通过新型商业模式和主管人员培训，使之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监管环境。
在法国创业25年，客户遍布美洲、欧洲、北非和亚洲，但这并不是戈尔斯创业生涯的终点。“今年我正在谋划将公司重心移至新加坡，新组成的公司名为Verlion私有公司。这家公司会继续进行咨询和公司高层培训以及与学术机构建立服务关系。之所以将重心移至亚洲，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有一股很强的转型趋势，从纯粹的工业活动转型为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经济，特别是知识服务业转型很盛行。”戈尔斯表示，今后公司的业务仍是根据最新的经济背景来帮助企业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或者开启新的创新活动。
法国经济“大贫血”
当德国、英国甚至爱尔兰经济都取得明显的复苏成果时，法国却迎来了一揽子糟糕的宏观经济数据。欧委会近期对法国宏观经济状况发出警告，指出法国自2013年底以来，在竞争力、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三项关键指标上均出现恶化，并将法国列入意大利、西班牙等需要密切监控的国家行列，要求法国采取解决经济失衡的决定性措施。而在一些法国企业家的眼里，法国经济患了“贫血症”，想在短期内恢复经济竞争力很难，且强势欧元也会阻碍法国经济复苏。
“您在欧洲工作和生活了许多年，与法国的企业接触较多，请从您的切身感受谈一下法国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时，戈尔斯显得很谨慎，她说，“如今的欧洲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不同寻常且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拿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经济体。一方面，其劳动力价格很高，按照每小时GDP占比来衡量，其劳动力价格在世界范围内算得上是最高之一。然而，正因为如此，法国人每年的工作时数创下了世界最低，一些公司员工的假期时间每年多达8周，这对该国的经济产出肯定是有影响的。究其原因，较低的工作时数是多年来的政治环境影响所致，国家元首为了讨好选民，往往会出台一些亲民而疏远企业的政策。即便法国工业部门的经济产出占GDP的比例下滑到20%以下，这一领域的员工仍然有着较强的政治声音。改革派和抵制派针锋相对，但最终的结果仍然不变，政府照就会通过政治施压保护来保全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数量和减少工作时数，此外，政府还会不顾财政压力继续为员工提供各类福利补贴。”据统计，2007年至2013年，法国丧失了14%的出口市场份额，恶化程度居所有欧元区国家之首。究其原因，在于法国劳动力成本，尤其是最低工资水平过高。
整个企业界对2014年忧心忡忡。正如戈尔斯所言，法国经济的确到了让总统恐慌的地步。失业率高达10%的持续性数据已经让总统奥朗德的受欢迎程度降至历史低点，该国的国家预算已经为负值，让很多建筑公司担心失去支撑力。法国央行[微博]预测，第一季度该国经济增速仅为0.2%，工业产出也下滑了0.2%，消费指数也在意外收缩，汽车销售下滑最严重。
企业的压力从未减轻过。戈尔斯分析称，“法国经济下滑对该国创新能力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就拿知识服务业而言，曾经的法国很重视知识和高素质技能培养，但随着经济的衰落，国家的经济政策对创新领域的资金支持、风险承担和知识服务业货币化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严格的劳动法使得公司很难随意调整劳动力格局，而高额的社会福利政策也让很多创业公司在雇工方面畏首畏尾。现在，政府允许企业招纳独立劳工，但该政策仍在严格的框架之下，表面看可以方便企业吸引更多劳动力，但事实上又会引起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低工资、高失业率、经济慢增长和居高不下的政府债务。最终，既不会有利于就业者，对整个经济的复苏也起不到作用。”
3月18日，法国工会总同盟、法国教师统一工会以及团结工会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反对总统奥朗德最新的经济改革计划。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自己的要求可以被倾听”。示威者要求增加工资，呼吁加强社会保障力度，希望采取行动促进就业，抗议教育领域企业改革。 此外，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和法国工会总同盟两家工会对企业责任契约表达了强烈不满，企业责任契约允许企业降低工作成本，这可能会对员工产生影响。
在戈尔斯看来，法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债务过高。政府债务过多是西方经济体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原因也各不相同。对法国而言，政府债务缠身典型的是由社会高福利负担和经济减速背景下的低税收收入引起的。美国却是由政府万亿美元救助银行业和次贷危机后的经济严重衰退造成的。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政府债务过高与美国是相似的，都是政府救助银行业和刺激经济引起的。但是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高债务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财政政策和政府预算失衡。
“无论是哪种原因引起的，这一现状都不容易解决。”戈尔斯分析道，“从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离任到法国总统奥朗德的选举上台就可以看出，当国家经济结构存在问题时，作任何政治改革决定都是举步维艰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最初是为了支撑通货膨胀以及减少政府债务的价值，但是我们观察到，最终QE政策并没起到相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