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始末

中国为什么选择美国核电技术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时，我已经68岁。国务院任命我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家核电”)筹备组组长，我带队具体参与了国家决策引进世界先进核电技术AP1000的全过程，并在谈判桌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过程。

我被国务院急召回国，成立国家核电筹备组

2004年，党中央确定了大力发展核电的方针后，我国核电技术开始进行国际招标，为即将开展的大批核电站的建设做准备。

当时，我是中国核工业集团顾问兼江苏核电公司的董事长，负责田湾核电站的建设运营。2004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德国，在为田湾核电站提供仪控系统的德国西门子公司访问洽谈，突然接到国务院的电话，通知第二天开会。由于我正在参观的工厂距离机场很远，我解释说赶不回去。后来，他们又来电话，说可以推迟一天，但第三天一定得回来参加会议。

于是，我就火速回国。回到北京后，我第一时间到国务院报到，被告知先去找当时分管核电的曾培炎副总理。

见面后，曾培炎同志对我说，现在国家要成立一个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由我来当组长。筹备组就是管核电技术的国际招标，招标成功之后，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招标的核电技术落实，把依托招标技术的核电站工程建设起来，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当时，我对曾培炎同志说，自己已经68岁了，田湾的事儿也不少，这项工作任务重大，要不要考虑别人。曾培炎说，“你看，国务院主要领导也都画圈了。你就不用多说了，下午开会!”

当天下午，国务院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宣布了筹备组的任务。小组总共6个人，组长是我，副组长有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昌基，时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中广核集团董事长王禹民(后为钱智民)、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下称“中技公司”)总裁蒋新生，前任核安全局局长赵成昆是技术顾问。

小组只有我和孙昌基、赵成昆是专职，其他副组长都是挂职，人手不够，于是我们就聘请了三个助理：一个是现任国家核电的副总经理马璐，一个是现任中核集团的副总经理吕华祥，还有一个就是原国防科工委司长(现任中电投顾问)俞卓平;再另聘中技公司石彦彪处长为办公室主任(现任国家核电驻美办事处主任)，还调聘了中技公司一批工作人员。我们筹备组的成员“自带粮票”，还在原单位领工资。就这样，我们这些人凑在一块儿，搭建了一个班子，开始借住在六里桥中技公司大楼里办公。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拍板：引进AP1000

发展核电要考虑核电安全，国务院要求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核电技术，但当时并没有确定到底引进二代技术还是三代技术。最终确定引进三代技术还有一个故事。

2003年下半年，中央正在研究引进核电技术，当时国内不少人认为，在原来二代核电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二代加”是现运行得最好的核电技术。在此情况下，有6位对世界三代核电发展了解得比较深入的专家给中央写信说，现在国际上的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熟，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三代核电，中国要大规模发展核电，应采用最先进和最安全的三代技术。收到信后，曾培炎同志很重视，开始调研三代核电。这也是国务院首次关注并锁定三代技术的由头。后来这件事被业内戏称为“核电六君子上书”。

2004年3月22日，曾培炎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关于核电发展问题的办公会议。会议明确了核电招标的目标是第三代核电技术。而且，会议还给出了引进与购买相结合的招标条件，即在购买4台依托三代核电技术的机组后，该技术将转让给中国，之后中国将在这个技术基础上再创新，形成自主的先进核电技术。

接下来，在三代核电技术中，是选择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技术，还是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在核电业界还存在争议。

国务院曾召开两次小范围的会议，请外交部、发改委、国防科工委等来研究对策。在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再召开一次规模大一些的专家会，再次广泛听取专家意见。

为贯彻这个决定，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9月15日—16日在北京郊区天湖宾馆召开会议，时任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主持会议。天湖会议因而得名。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