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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能力处在什么位置
当前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处在什么位置？可能认为“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人会比持相反判断的人更多。然而日前世界著名的毕马威（KPMG）咨询公司给出的调查结果却可以说出人意料。据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6月27日的报道，由毕马威组织的一项面向计算机和电子等行业逾650名高管的调查显示，有30%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将在未来4年内成为最大的“全球创新热点”，排在第一位，美国得票率为29%，排名第二，其后是印度、日本和韩国，得票率分别为13%、8%和5%。
当然这只是一项主观评价调查，不过客观数据也有。按照最重要的国际专*申请渠道《专*合作条约》（PCT）为口径的统计，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的PCT申请量从2009年起已连续3年增速位居世界首位。其中2011年增长率高达33.4%，比当年增速居第2位的日本高出12个百分点。
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事实上大部分领域的国际技术创新统计都可以给人类似印象。举出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说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然领先，更不能说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创新不足弊病已经大幅改善，而仅仅是为了说明：讨论“中国的创新能力”时此类事实不应被忽略。这类事实提供了一个讨论起点，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这种统计结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这样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会排在中国后面？中国的创新发生于哪些过程、形成机制如何？西方国家现在的创新状况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对当前创新在一些关键环节出现的变化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要，得出一个关于全球创新的新图景，然后在此图景下分析几个典型国家面临的新情况，这样才能在一个全球的参照系中看清中国的位置并探讨其成因。
展开论述之前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因为“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这种统计结果之所以显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与“创新”一词的用法有关。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创新”的定义，但可以引用“创新”的两个经典定义来说明这个词如何被在不同意义上使用。
按照经济学中“创新”概念的提出者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所指的是一种过程，是“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从而对已有的生产要素进行了重组”，可以通过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中引入新技术、新方法、新市场、新材料、新产品等途径得以实现。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重大创新如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都可以用来例证这种定义，这种定义的重点并非这些新技术本身，而是它们所引起的工业生产过程重组，并且这些重组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
创新领域的权威工具书《牛津创新手册》则给出“创新”的另一种经典定义：“发明是指首次提出一种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想法；而创新则是首次尝试将该想法付诸实施。”一般在统计中使用这种定义，因为知识产权数量易于统计。
实际上，“中国创新能力较弱”的印象通常来自在熊彼特的意义上使用“创新”一词：近现代历史上引起了重大生产过程重组的技术成就极少源自中国；而“中国创新能力领先全球”的印象则来自于中国新申请知识产权的数量。
真正给社会带来影响的，通常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但是这个意义上的创新是一种过程，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过头来总结。新增专*中无疑只有极少部分将来能够引起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但对于新出现的技术又只能以专*数为依据进行统计，至于新出现技术哪些在将来会引起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预测难度是极大的。
不过可以说，新增专*数量更多的国家，将来出现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可能性理应较高，这也正是毕马威咨询的全球650位IT高管调查结果的含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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