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客服
企业微信
末日未至，韩俊良的盲目自信却把华锐风电推向了生死关口。
2011年，风电行业步入拐点，被业界称为“激进派”、“冒险家”的华锐创始人、董事长韩俊良一如既往，依旧选择扩大员工规模和基地建设，在海上风电和海外市场上孤注一掷。
但残酷的市场和收紧的政策，没有给华锐得以喘息的余地。韩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华锐背负高存货和高应付账款的风险。今年前三季度，华锐营业收入仅为36.34亿元，亏损2.55亿元，业绩同比下滑了128%，这也是华锐风电4年来首次出现亏损。截至今年9月30日，公司存货金额高达85亿元。
昔日的速成冠军，用短短5年的时间创下国内第一、世界第二的奇迹，今天却因为体积庞大、内部管理失衡而病入膏肓。“过去的事情证明我是对的，未来的事情也会证明我现在的决策是对的。”韩俊良曾经的许诺化作空谈。
“在公司感受不到企业文化，员工能发挥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一名离职员工概括自己效力华锐的感受。公司内部的重要岗位，多由韩俊良在大连重工起重设计院时的“旧部”担任，这些人对韩言听计从，很少对他的决策提出异议。
危机四伏，华锐投资方试图通过“换帅”来挽救局面。资本大佬、华锐大股东尉文渊被推向前台，钻研过冬之道。大规模停工放假、清理不良资产、继续进军海外新兴市场，但收效难料。
导语：
昔日的风电巨星——华锐风电，在行业整体遭遇寒冬的时期，由于自身存货和资金压力难以消解，正在慢慢陨落。
冷酷“裁员”
“裁员”是尉文渊今年8月出任华锐代理总裁之后，采取的最大幅度的减亏举措，只是华锐把“裁员”变相实施为“停工放假”。
2012年11月15日，华锐在办公楼贴出了《关于部分岗位员工停工放假的通知》，《通知》中确定的首轮放假时间，是从11月19日开始，至公司恢复正常生产且通知复工之日为止。
李文生(化名)是首轮被放假的员工之一，他原先是华锐北京总部研发部门的一名员工，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即来到华锐，目前为华锐做了两项专*。
对于自己被列入公司首轮放假员工名单，李文生并不意外，“去年年底没有拿到年终奖，每个部门只派了几个人去参加公司年会，今年5月份公司又解约了一大批应届毕生生，我就知道公司的形势不妙。”
几个月前，华锐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把李文生约到会议室谈话，开门见山地丢了他4个选择：一是调岗到项目基地工作;二是到项目基地参加6-12个月的职业培训;三是带薪放假;四是其他选择。
李文生是研发人员，并不清楚项目基地是否有合适自己的岗位，而且听说有项目基地的管理人员被调岗到生产线工作，于是排除了这个选择。如果是带薪放假，公司只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即1080元予以按月发放，“这些钱在北京怎么生存?”
李文生没有接受公司提供的选择，而是继续观望。在这段时期内，华锐退租了原先在北京国际大厦的办公场所，人员都集中在中关村文化大厦办公，有些被约谈的员工，不愿意在公司耗下去，而主动提出辞职，华锐承诺不收取违约金，并给予一个月工资作为补偿。
直至名字出现在放假名单中，李文生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这次“被放假”多少有点强制的意味。李文生说，首轮“被放假”员工有350人，之后华锐又陆续增补了3次放假名单，分别是21人、35人和63人，最近一次是在12月10日，这样算下来已经约有470人被停工放假。
李文生被迫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所在的科室还有7个人，而这个科室人数最多时有29个人办公。
华锐的“裁员”范围不仅限于北京总部，更早之前，分散在各个区域的项目基地也有员工被停工放假。
位于“风电之都”酒泉市的华锐风电基地，也没有逃离“裁员”的厄运，基地原先一位负责整机质量检查的人员对记者说：“华锐在酒泉最风光的时候，每天大概有14台左右的整机发运量，那时基地有200多名员工，现在大概还剩下70多人。”
李文生去年秋天到华锐在辽宁省大连市的瓦房店风电基地出差，他发现基地的订单量已经减少大半，生产线工人明显减少，有些管理部门的员工已经下到车间完成装配工作。今年10月，华锐就注销了公司下属的大连分公司，同期注销的还有贵州和南通分公司。
李文生不知道放假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企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紧急、短期性停工停产行为，应当有较明确的复工时间。李文生认为华锐的做法有变相规避“经济性裁员”之嫌，“无休止的放假，很多人会为了生计找新的工作，而主动向原公司辞职，这样华锐就逃避了支付裁员补偿金。”
他曾和同伴们到公司总部讨说法。“当时部门领导都没有出来，而是先报警。后来我们进到公司，发现原先使用的电脑账户已经被注销，连办公座椅也没有了。”
在这次抗议僵持下，代理总裁尉文渊最终出面调解纠纷，这也是李文生工作两年多来第一次见到这位华锐高层。“尉总接替韩俊良管理华锐之后，我们一直希望公司情况能得以扭转，没想到首要措施就是停工
